郭预衡先生三卷本的《中国散文史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是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力作。近代以来，研究散文史的专著，始于陈柱的《中国散文史》。此书虽有开创之功，但较为简略，只是大致勾勒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轮廓。此后出现的一些散文史，或为断代，或为集体编写。限于规模和体制，这些著作大都有两个不足：一是难于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散文史作一以贯之的通盘考察；二是所论述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些重点作家，所描述的史的线索仍是粗线条的。鉴于这种情况，人们期待着一部较为详尽而又表达独到见解的散文史的出现。但由个人独立编写大型的散文通史，谈何容易！光是历代浩如烟海的文集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。郭先生积大半生的精力研治中国散文史，又从八十年代开始，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终于写成这部一百六十余万言的煌煌巨著。作为散文史，此书虽不是第一部，但从书的规模和个人独立编写的角度来说，它又是史无前例的。
郭先生在全书的《后记》中引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说：“观天下之书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黄。”尽管他自称“未能做到”，但也足以说明其重视程度。因此，该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占有资料之全面。由于资料全，作者的论述便能具体深入，左右逢源。一些前人未能涉及或言之甚浅的问题，书中都给予翔实的说明，往往表达独到的见解。例如关于唐代前期和明代前期的散文，学界很少研究，书中都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。又如关于唐代古文运动，书中也不囿于骈散之争的传统看法，而是把问题放到中唐时期朝政改革的大背景下，分别论述了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元稹及其同时很多作家的“用世之文”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当时文章变革的性质和全貌。由于材料的翔实可靠，书中所描述的散文史的线索，比以往更为完整和真实，前人视野中的一些盲点和模糊点，开始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郭先生在本书的《前言》中还表达了两点希望，就是从史的发展的角度出发，不用“作品评论”或“作品赏析”的写法，也不写成“文学史资料长编”，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用史识来统驭史料，表达对历代散文发展的深湛见解。这种史识首先表现为正确判定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地位。郭先生非常注重从材料的比较分析中发现一个作家的与众不同之处，指出其作品在散文史发展中的新特点。例如论及明前期作家程敏政时，除了列举他的论说文“议论驰骋”的特点，又收录他的《游黄山卷引》，并结合其中表达归隐意向的话，指出：“这样的话从宋濂到李东阳的纪游之文中都不曾有过。由此看来，敏政之文，与历来的台阁诸作，已有不同者。”这种不同，是散文史发展的新迹象，也是评价作家的依据，但没有深厚的学识，锐利的目光，是很难发现的。史识还表现在准确地揭示历代散文发展及其特征形成的原因。作者总是联系时代的政治、文化背景和作家的身世、学养等因素，作深入细致的探讨。例如关于宋濂之文，前人多有评议。郭先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影响其文风的诸多因素。除了在概论中介绍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及其鄙视文人、干预文章的事例，还交代了宋濂早年所受元代儒学道统和文统的影响，又进一步分析了他对朱元璋的感激之情，最后还指出他不甘心作普通文人而以圣贤自期的心理，这就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其文章在颂圣之中寄寓劝谏的特色，理解前人关于宋濂“文有根柢”的说法。书中此类深入肌理的评述，不一而足。
精湛的史识离不开深厚的学养与翔实的史料，更需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。郭先生自谓在世人崇尚新潮新论之时，不求“领异标新”而坚持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。他潜心著述近二十年，终以骄人的成果示人。因此，这部著作提供给我们的，不仅是古代散文方面的知识，同时还有学风和治学方法的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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